周培源与光明日报

1972年10月6日周培源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对当时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正在“文革”之中，在“左”的思想统治下，学校中轻视理论的现象非常严重。曾获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来访，对此曾有所觉察，并向周总理提出。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周总理同杨振宁谈话后，按照周总理的意见而写的。周总理对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在文章中，对综合大学理科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周培源提出了几点重要的看法。首先是专业设置的问题，对一些理论性的学科如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专业的联系实际如何认识？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周培源认为，理科要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我们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理解为满足当前的需要。文章指出，对一些比较抽象的目前还没有用上的专业，处理要慎重，不宜急于取消，可以对它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它们在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通过实践探索它们发展的前途。第二，关于理科专业的设置，文章反对按产品区分，而应按学科区分，理科原则上不宜按产品的生产设立专业，亦即不宜“以工代理”或“理向工靠”。第三，文章认为综合大学理科总结广大群众在工农业生产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开展理论性科研工作，是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措施。文章强调了近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推动，为此更便于集中有关各方面的力量对某些项目打歼灭战。第四，强调综合大学理科负有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科学水平的双重使命。周培源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有破有立，对当时高等学校中轻视理论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周培源在文章中所作的批评，刺痛了在教育中轻视理论的“四人帮”。这篇文章，原来是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文章写成后，周培源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陪同周总理接见外宾时，曾想请总理审阅一下。总理问文章有多长？他说，有五千多字。总理说，来不及看了，你就拿出去发表吧。后来文章落到了姚文元手里。姚文元说，发表这样的文章，会干扰“批林整风”。就把它批到《光明日报》来发表，同时又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组织文章，对周培源的观点加以“反击”。这是发生在70年代我国教育战线的一个重要事件。

1978年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时，周培源在本报发表《毛主席的旗帜是科学的旗帜》（1978年9月10日），回忆毛主席的两次谈话，谈的都是哲学和科学的问题。

1964年8月23日下午，毛主席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当周培源向他介绍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时，他对坂田教授的文章给了很高的评价。第二天，毛主席在他的卧室，召见周培源和于光远。毛主席从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说起，谈到了哲学问题。毛主席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又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他说太阳系、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分下去。我们对许多事情还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

毛主席又发展了《实践论》的观点。毛主席谈到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于光远问：“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毛主席说：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毛主席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如果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毛主席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这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的人类、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主席接见杨振宁博士，周恩来和周培源陪同。毛主席关切地问：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呜呼哀哉了吧？这句话周培源没听清，连忙调助听器，总理又复述了一遍，并站起来，要周培源坐在毛主席的旁边。

谈到科学问题时，毛主席十分关心基础理论研究。毛主席问杨振宁：哥本哈根学派现在怎么样了？又问起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毛主席与杨振宁讨论了宇称守恒和不守恒问题，主席称赞说：你对物理学有贡献，对世界是有贡献的。对周培源1971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发言，毛主席也予以关注：你的发言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杨振宁说：我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这时上海一家报纸已围攻几个月了）。毛主席说：上海有人不赞成你的文章。

周培源说：毛主席这些讲话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周培源对这个问题也是十分关心的。他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因此，他当然是以他的科学家的身份来参加这个讨论的。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周培源在中国科协担任领导工作。当真理标准讨论开始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三个党组，在方毅的主持下，开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支持《光明日报》这个行动，周培源是参加了的。

周培源等人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的文章。文章的核心部分，从“自然科学理论来源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实践是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自然科学理论对生产实践的指导作用”三个方面，阐述了自然科学理论同实践的关系，特别强调了科学实验对科学理论的作用。

这篇文章发排以后，在修改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一天，周培源给我来电话，说他的文章写出后，曾寄给一些同志征求意见。有一个上海的大学教授（是周老的学生）看了他的文章以后，写来了一封信，对文章提了意见，他说要把这封信转给我看看。第二天，周校长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顺便到报社把信交给我。我在报社传达室见他，并接了信。他说，如何处理，请我们研究以后再告他。说完就匆匆走了。我看了信，信中认为周文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同华国锋在科学大会中的讲话有矛盾。

这当然不是小问题。我拿着这封信去找马沛文（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说，对这个问题，杨西光（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当时的兄弟报社领导人讨论过，认为邓小平以前曾经强调，这次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这是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讲话中的重要观点。这就是说，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而周培源的文章中说的恰恰是科学技术的问题，这样说是对的。马沛文肯定地对我说，你可以去对作者说，我们报社的意见是，文章中的意见是对的，不必修改。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到北京大学燕南园周培源家里，转告了马沛文的意见。最后，文章经周培源审定，就于8月25日在《光明日报》见报（文章从一版开始，转到二版整版）。

文章将要见报时，我又接到周培源一个电话，说他要到美国去访问，准备把这篇文章印出来带到美国去，作为礼物赠送给朋友。所以，这篇文章见报后，我即把它从报纸版上抽下来，另外请工人拼成了书版（十六开的），拿到平版机上印刷了数百份，还做了封面，标题用了红字。这些文稿送给了周老，周老是比较满意的。